WWWS555666COM人民法院關于初任法官來源和養成機制的研究

作者:李知慧  发布时间:2015-07-20 15:40:32


論文提要:

    本文主要研究初任法官來源和養成機制,主要分爲兩個方面——第一是初任法官的來源和養成機制上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主要包括統一司法考試篩選機制所面臨的問題、法官助理的問題、法官的交流輪流換崗的問題四個問題;第二是關于初任法官來源和養成機制的意見和建議,主要包括我國法官遴選制度的創新思路,把法學教育和司法實務的培訓與考核整合成有機的整體兩個方面。研究發現,盡管多年來關于司法的改革措施用意良好,但從現實的或可預期的後果來看,都並不令人滿意,最好的也是利弊參半,有的實際上根本無法貫徹。與法學界樂觀的改革人士的預期相反,部分措施不僅沒有解決現有的問題,而且可能帶來一些新的嚴重問題,例如,許多措施都可能會進一步侵犯法官的司法獨立。基于市場經濟這一大背景,本文將詳細研究初任法官的來源和養成機制,並針對這一問題初步提出一個替代的解決問題的思路。

    主要創新觀點:

    本文的主要創新觀點分爲我國法官遴選制度的創新思路和把法學教育,司法實務有機結合起來兩個方面。在法官遴選制度方面,本文有以下創新觀點:一是提高法官任職資格中的法律專業的資曆要求;二是將法官職業培訓與法官遴選相結合,完善法院職業培訓機制;三是成立專門的法官遴選機構;四是確立科學的規範的法官遴選程序。

    在法學教育和司法實務與考核整合方面,本文有以下創新觀點:一是重視法學教育對法官司法能力的基礎性作用;二是重視司法實務和社會經驗的積累;三是對初任法官嚴格考核。

綜合以上兩方面,初窺初任法官來源和養成機制研究門徑。

目前我國初任法官來源和養成機制的現狀和所面臨的問題

    統一司法考試篩選機制所面臨的問題

    法學界和政府一般都稱2002年起實施的統一司法考試是提高門檻。[《司法部部長張福森強調司法考試是法制建設一大進步》6 , 5 法制日報6 20 02 年 2 月 8 日。]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准確,考試只是提高了進法院和檢察院的門檻。與先前的初任法官資格和初任檢察官資格考試的水平相比,統一司法考試的難度確實提高了;但與原先的律師資格考試相比,難度卻明顯降低了。由此可見,這一考試其實是法院(和檢察院)改革的組成部分,其目的主要在于推進法院(和檢察院)的改革。

    目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看來,這一考試是否真的可能考出司法的能力?是否能將優秀的法學院畢業生吸引到法院(和檢察院)中來,留在法院並因此消除複轉軍人進法院帶來的法官專業、文化素質偏低的問題?

    情況並不樂觀。首先,我認爲,目前中國法學院,由于知識類型和傳授方法的限制,其傳授的知識本身就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司法需要的知識。可以想見,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並實際上主要由法學院教授組織出題的統一司法考試,作爲一種法律人的職業考試,就一定會有很多問題。法學界內圍繞司法考試的內容以及比例的爭論不但展示了學界有明顯的利益之爭,[ 張文顯、信春鷹、孫謙:《司法改革報告:法律職業共同體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46頁。]並且展示了這一考試目前確實受到了傳統法學知識類型的某種影響(如果不是支配的話)。因此,可以預期,並且法學界人士實際也都默認,這樣的考試實際是在統一司法考試這個新商標下的一個法學界利益的再分配。盡管統一司法考試的目標設計者是以改革爲導向的,但統一司法考試的實施者實際是以保守爲基調的。也許說過頭一點,至少目前的統一司法考試並不關注司法知識的考察。

    但統一司法考試的問題可能還不在此,因爲我一向懷疑考試是否真的達到其所宣稱的目的:考察應試者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我的判斷是,考試的功能從來都是將一些一般說來更聰明的因此更能通過考試的人從社會中篩選出來,因爲一般說來,聰明人總是要比一般人更會應對考試,因此一般而言也就更有能力應付考試之後的各種工作要求。如果我的這一判斷成立,那麽,我認爲統一司法考試的問題並不在于它考了或沒有考那些科目。這一考試的真正問題在于,在目前的種種制約條件下,這一考試基本上不可能實現這一考試的設計者所希望該考試所起到的制度功能,即遴選出更多的優秀人才進入法官。事實上,從這兩年考試的情況來看,統一司法考試在這方面的作用從總體來看是促進了法院內部人才的逆向流動,即人才從法院和檢察院向社會上的淨流出。而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那麽即使統一司法考試提高了進入法院的門檻,但如果不能保證這些人才比先前更多的(哪怕多一點也行)進入法院系統,而是相反,那麽這一制度的設計至少就這一方面而言,就是失敗的。

    種種迹象表明:盡管統一司法考試較大程度地提高了進法院(和檢察院)的門但考試並沒有增加法院對于優秀法學院畢業生的職業吸引力;相反,由于降低了當律師的門檻,統一司法考試同時也便利了至少是一部分已在法院(檢察院)從事司法審判工作多年、有經驗的法官(檢察官)離開法院(檢察院)去當律師。統一司法考試(至少在一些地方)居然成了一個逆向的選擇機制!

    在我看來,要真正從根本上改變目前這種法學院畢業生特別是一流法學院畢業生不願進法院當法官的狀況,最重要的措施就不是提高門檻,而在于增加其可能的貨幣和非貨幣收益,從而吸引更多的優秀法學人才進入法院當法官。而只要想進的人多了,競爭激烈了,這個門檻也就自然就會高起來,而不會像現在先把門檻墊得很高,然後又要(至少在西部一些地區)想方設法降低門檻,甚至砍門檻。我們的制度設計者難道是電影《祝福》中的祥林嫂?

    法官助理的問題

    關于在中國的法官中設立法官助理的想法最早是一批了解美國司法實踐的學者提出來的,其目的是爲了通過這種措施強化法學院畢業生的司法知識和實踐知識。法官助理的改革進行的如火如荼,然而,一年過去了,這項改革似乎沒有什麽動靜。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制度引進或改革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特點:第一,這項名義上來自美國的制度其實只是中國法院人事改革借殼上市的一個殼,其在中國的試點和推廣的內容都完全變了。從我搜集的公開報道來看:(1)擔任法官助理都不是法學院的在校生;而只是(在某些法院)把現有的助理審判員轉變爲法官助理,理由是由于法律規定審理案件的合議庭必須由具有審判員職務的法官組成,因此沒有審判權的助理審判員只能充當法官助理,從事審判輔助工作。因此,這種改革實際只是把法院的審判人員的名稱改換了一下。(2)法官助理大量直接調解案件或從事其他庭審前後的程序工作和事務性工作。(3)法官助理被當作審判庭組織的一項改革(即所謂的“321”模式,“121”模式,等等)。[ 所謂“321”審判機制是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在法院改革中推出的一種以審判長爲中心,設置法官助理輔助法官辦案的新型審判模式。佛山市三水區法院則采用了“121”的模式,即一名法官配備兩名法官助理,一名記錄員。]第二,無論是試點,還是全國推行,這項改革至今沒有在任何一個高級人民法院展開,而都是在一些基層人民法院展開的,最多也只是在中級人民法院的個別庭試點。[ 我查閱了自2001年以來《人民法院報》上的全部有關法官助理的具體改革的報道,它們分別是來自浙江岱山縣,《人民法院報》2001年3月29日;浙江紹興市,《人民法院報》2001年5月24日;上海浦東,《人民法院報》2001年6月30日;]

    因此,我們必須要問,爲什麽這項改革會這樣?爲什麽不像法院的其他一些名義上的或實質意義上的重大改革,例如法槌、法袍、法官等級制甚至抗辯制那樣的改革那樣很容易就推行下去,普及起來?爲什麽這一改革的結果與最初的設想只見“變形”會如此之大?

    最根本的原因是,這項改革對于法院系統內部的絕大多數法官來說都是有所損失,而收益不大的。盡管可能有少數負有責任的人看到了這項改革的初衷有利于中國的法院系統,但也看到,如果落實下去,也可能得罪許多法官,他們因此只能袖手觀望,希望隨大流,而並不希望由自己來推動這項改革。或者,他們借助了這項改革之“殼”來解決本地法院面臨的更爲實際也更爲緊迫的問題,把這項改革納入本地法院的需求中來了。

比較分析一下這一改革措施與其他改革措施的獲益者和受損者, 我們就可以明確看到這一點了。

    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問題有其複雜性。盡管最高人民法院爲了推動這一改革,進行了比較細密的籌劃,允諾將維持從事法官助理工作的原法官以及其他有關人員的法律職務、待遇不變,使他們在保留現有身份的前提下,行使法官助理的職責,[《我國法院將設立法官助理,新人可直接任命爲法官》,中國新聞網2003年2月20日。]但這一措施一旦落實起來還是會侵犯大批法官的既得利益。因爲,按照這一改革措施,實際上現有的大部分法官都勢必轉爲法官助理;即使保持這些人的法律職務和待遇不變,保留現有身份,似乎沒有物質利益受損,但是法官的名稱也還是比法官助理的名稱好聽,對于可能轉任法官助理的法官來說,這就是一種相當明顯的符號性利益損失。沒有收益,符號性利益損失就是不可接受的了。

    而且,可能還不只是符號性利益損失。首先,只要轉任了法官助理, 下一步提拔晉升的可能性就一定明顯降低。其次,廣大法官也很容易會預期,在這一改革之後,還是很有可能較大幅度地提高法官的待遇。事實上,至少一些學者認爲,在目前有總共21萬法官和高級法官的情況下,很難普遍地提高法官待遇。可能轉任法官助理的法官不可能看不到這種未來的收益損失。第三,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在改革後頭一次提高待遇時信守了維持待遇不變的這一承諾,很難想象這種承諾長期有效。因此,任何人一旦放棄了法官的職務,至少在以後的提高待遇上都會失去同領導討價還價的立足之地。第四,這一改革除了上述老人老辦法的部分外,還有新人新辦法的一部分,即對法官助理中符合法官(審判員)條件的,可根據審判工作的需要,通過法定程序,直接任命爲法官(審判員)。因此,“新人新辦法”意味著有些擔任法官助理的年輕人、一些被領導看中並認爲符合法官條件的,可能會直接被任命爲法官,並成爲這些轉任法官助理的“上級”或“領導”,這種位置的轉化也會對這些轉任法官助理之法官構成一種間接的利益損害。

    我關心的另一個後果是這場改革中最大的贏家可能是誰,是那些已經有一定行政領導職務但很少從事審判的法官,還是那些專門從事審判不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法官?這一點是很明顯的。我們不可能設想各級人民法院會讓他們的院長、副院長、政治部主任成爲法官助理,就像我不可能設想最高人民法院會讓肖揚院長成爲法官助理一樣,盡管他目前主要從事的是法院行政管理工作,而不是司法審判工作。我還推斷,如果這一改革措施即使強行推進,至少在一段時期內也不會有利于法官的專業素質的提高,相反——如果能夠讓法學院畢業生留下來——有可能掩蓋了某些法官素質不高的現實。這一預測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爲,一些學者的研究已經表明,美國的法律助手的出現就帶來了法官的類似問題,他們只要找到一兩個優秀的法律助理,就有可能掩蓋他們自己在撰寫司法意見上的無能,並有可能帶來其他一系列問題。也許,最高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視關于法官助理的改革措施。

    法官交流換崗的問題

    從下級法院遴選法官是法官交流的一種方式。如果從這個角度看,與法官遴選看起來無關其實很有關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法官交流和輪崗制度。《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的第35條就提出了這一原則,盡管可能主要由于財政的原因這一改革目前還沒有全面推行。這一改革措施想解決的問題顯然是:減少地方保護主義,防止長期任職一地的法官因同地方的某些個人或利益團體(包括律師群體)聯系太多、關系太密而造成司法不公甚至腐敗;促進法官對司法知識的全面了解,使法官有一種更爲開闊的司法的利益視野。這個追求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因此一旦推行起來,仍然可能有一些副作用。盡管《綱要》對此作法官的交流和輪換也做了一些限制,強調法官交流原則上在法院系統內異地或上下級法院之間交流等,強調交流輪崗都要以不影響法官專業化和審判工作爲前提,但還是值得把可能因此而發生的問題提出來仔細探討。

    首先的問題是,這個良好的目標是否可能實現以及能在多大程度實現的問題。其實這個措施可能想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防止廣義的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包括因各種人情關系而偏袒某些有錢有勢的人。但是,這一措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因爲,比方說,目前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說穿了,並不是法官長期任職一地形成的,而往往是由于法院系統或法官本人有求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形成的。當然,交流出去的法官無法在此地搞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了,但新來的法官只要受制于這種權力結構,仍然難免甚至是肯定會搞地方保護(而交流出去的法官則可能在新的任職法院搞地方保護)。至于人情關系之累,離開的法官當然不再受制于此了,但新來的法官很快也就會陷入人情之累。在中國目前這個講究關系的社會中,這個問題不可能通過交流化解,最多只能略有緩解。

    這一措施的另一目的可能是爲了防止法官長期任職一地,濫用職權爲自己謀私利。但盡管在傳統中國社會甚至在毛澤東時代這類交流輪崗措施都還可能有效,在今天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爲社會條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重要的變量是交通和信息問題。古時候,一位官員一旦離開了某地,他就是離開了某地,而如今,交通太便利了——只要看看有多少“京官外放”不帶家屬就可以看出這一變化了。而且所謂的“關系”並非只是一種物理空間的概念,更主要是主要依賴信息交流形成的利益交換。而如今信息交流太便利了,要“辦事”,找個熟人,一個電話哪怕是隔個上千裏路也就可以馬上搞定了。因此,這種關系一旦建立起來後,只要雙方因利害關系有意維持下去,如今很難通過交流(更不用說輪崗)來切斷。因此,如果想用交流和輪崗解決這類問題,肯定會有些收益,但是效果會很有限。

    第二方面的問題是這些措施的費用問題。首先是明顯的費用交流的費用。我在其他地方曾經提到過這一點,點綴式的交流既不構成制度,也不會有效果;而要建立一個常規的比較普遍的(即相當部分的法官交流)交流制度,即使是在法院系統內部,也往往會給國家和或個人帶來相當高的費用。一個任職于山東的法官如果交流到山西, 就有搬遷費用以及其他費用,無論是帶家屬還是不帶家屬,均如此。如果是帶家屬,還會有家屬的工作問題;即便是不帶家屬,也會給法官帶來額外的費用,每年的探親費用,臨時居住的費用,法官家庭生活的種種不便,甚至有可能法官的“後院”起火或者引發其他的感情糾葛。從原則上說,至少國家應當對這種因崗位交流帶來費用給與補償;而如果不予足夠的補償,就事實上減少了法官的收入,就可能促使部分法官——並且往往是那些在市場上比較有競爭力可以找到其他工作的法官——離開法院系統。

    我並不想也不應過分強調地方性的因素,例如語言;甚至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從反向來考察這個因素——正是由于中國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我們才必須更加注意促成中國法制的統一,少講/“方言”,多講“普通話”或“官話”,因此,應當強調法官的流動,強調法官流動促成統一市場經濟和法制的重要作用。事實上,我完全贊同這一點。但是這一論點的有效性必定是在時間中展開的,而不是論證本身。我們必須注意,真正促進法制統一的最強大的動力必定是市場,是市場帶來的人員、物資、文化和信息的流動,司法以及其他的強制所能起到的作用則是相對有限的。因此,至少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適當考慮——因此不是一味強調並固化——這方面因素的制約,不是多余的,相反是必要的。

    關于我國初任法官的來源和養成機制的意見和建議

    我國法官遴選制度的創新思路

    提高法官任職資格中的法律專業資曆要求

    應明確規定法官任職資格中的法律專業學習資曆爲全日制大學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法官是具有系統的法律學問、專門的思維方式和相應的職業倫理的特殊群體,他們的語言、知識、思維、以及倫理都與普通人不同,其遴選條件也應當與其素質要求相對應。長期以來,我國法官角色被嚴重行政化,法官所處的司法體制是由同級政府掌握人、財兩權的行政化體制,法官群體內部管理制度是行政式服從關系的制度,法官的思維方式是按照行政官吏的模式來培養和倡導的,[ 孫笑俠.法律家的技能與倫理[J].法學研究,2001,(4).]因此,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裏,法官的選拔任用的條件和程序與一般的行政官員並無兩樣,無法體現法官職業的特殊性。以前我國法官遴選機制的主要問題就在于沒有充分考慮到法官的特殊性。基于這種職業的特殊性,大學法律專業設計了一整套教學計劃和方案,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和訓練,這不僅使學生充分了解法律專業知識, 更爲重要的是初步掌握法官的職業技能,形成法官的職業思維,養成法官的職業倫理, 樹立法官的職業理念,並且,爲了實現這一培養目標,采取了多種教學形式來強化教學效果。法官特定的素質有時是在特定的環境和氛圍中潛移默化而修煉和養成的,而有些素質如職業倫理, 則難以通過明確的指標來考核。綜上,大學本科階段的法律專業的學習對法官職業素質具備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所有這些,非法律專業教育都難以達到。因此,應當取消現行法官法“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具有法律專業知識”條件的規定,明確規定法官任職資格中的法律專業學習資曆爲全日制大學法律專業本科學曆,非法律專業畢業的不具備這一條件。

    將法官職業培訓與法官遴選相結合, 完善法官職業培訓機制[ 《法官培訓條例》規定的法官培訓分爲預備法官培訓、任職培訓、晉級培訓和續職培訓。擬任法官的人員,須接受預備法官培訓;初任法院院長、副院長,須接受任職培訓;晉升高級法官,須接受晉級培訓;法官履職期間,須接受續職培訓。本文所稱的培訓僅限于預備法官培訓。]

    審判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職業培訓是法官強化職業技能, 提高職業素質的重要途徑。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法官培訓條例》明確規定,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擬任人民法院法官的人員,還必須接受專門的職業培訓,方可被任命爲法官。這對完善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産生積極的影響。《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提出要“建立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在職培訓制度”。職業培訓是法官制度的重要內容。

    但是,我國目前這種法官培訓機制還不能很好適應法治現代化和法官職業化的發展需要,應進行改革和完善,將法官職業培訓與法官遴選相結合,作爲法官遴選程序中的一個環節。首先,將取得法官職業培訓作爲法官任職資格的必備條件。可以借鑒大陸法系國家法官培訓的基本作法,在通過司法考試以後,有意謀求法官職位的,可以報考法官學院,經考核被錄取後接受法官職業培訓。爲了保證生源的高質量和同質性,入學最好采取全國統一招考的方式,可以認爲是法官遴選的初次選拔。應當提高入學淘汰率和畢業淘汰率,以激發競爭機制,保證培訓質量。法國國家法官學院入學考試的淘汰率相當高,每年約有3500人參加考試,只有120人能夠通過。培訓的時間爲2年較爲合適。培訓結束後,進行統一的考核,考核通過者可以經過審查考核後被任命爲初任法官。其次,完善法官職業培訓機構和培訓機制。根據現行規定,除了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國家法官學院及其分院以外,高級人民法院設立省級法官學院、法官進修學院、法官培訓學院等法官培訓機構,根據需要和條件,還可以設立地(市)級法官培訓機構。將職業培訓納入法官遴選程序之後,培訓的任務要比現在重,現行規定的預備法官培訓均由國家法官學院承擔的任務過重,因此,建議各省市以高級人民法院爲依托,成立法官學院並統一名稱,負責法官職業培訓。爲了保證培訓的統一性和權威性,不再成立地(市)級法官培訓機構。法官職業培訓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領導和指揮,各省分別負責所轄區的法官職業培訓工作。

    如此改革面臨最大的困難可能是:第一,法官職位能否吸引那麽多人來報考法官學院接受培訓?如果不能的話,提高入學和畢業的淘汰率將是一句空話。第二,各省成立法官學院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的投入,而且需要一個過程。筆者認爲,基于目前我國法官待遇普遍不高,權利保障不充分,行使職權難以獨立的狀況,法官職位的吸引力不容樂觀,但是,隨著我國法治進程步伐的加快,司法權威將進一步得到確立,法官職業化、精英化將從制度上得到保障,法官作爲社會中高素質、高待遇、高地位的群體將成爲許多人的奮鬥目標。根據我國的現實狀況,各省市成立一所法官學院的軟硬件是具備的,特別是要充分利用現有的法官人力資源,他們是一支重要的培訓師資力量。

    成立專門的法官遴選機構

    名稱可以是“法官遴選委員會”,分爲“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和“省法官遴選委員會”兩級體制,分別負責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市轄區的法官遴選工作。委員會成員由同級人大、黨委組織部門和法院等部門人員以及社會公衆代表組成,由于法官是由人大選舉或任命的,所以,該機構應當在同級人大領導下開展工作。該機構主要負責法官遴選過程中的公告、報名與資格審查;組織必要的考核和考察;提出任命建議等。

    確立科學規範的法官遴選程序

    統一規定法官遴選的程序,包括初任法官、上級人民法院法官和領導職務法官的遴選程序,建立和完善體現法官職業特點和遴選規律的程序制度。

   (1)拓寬法官遴選的來源和渠道,建立和完善從社會上優秀人才中選拔法官的制度初任基層人民法院法官主要從大學本科法律專業畢業、通過司法考試並在法官學院參加過法官職業培訓的人員中選拔,具體由各省“法官遴選委員會”負責,遴選的重點在考試環節。考試包括筆試和口試,考試內容和形式必須科學設計,突出法律的實踐性,重點考核應試者是否具有法官的內在素質。

在堅持法官基本任職資格條件的前提下,積極擴大法官遴選的來源和渠道,除了從法院的優秀工作人員(如法官助理)中選任、從下級法院的法官中選任外,特別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從人民法院以外的社會上優秀法律人才中選任的制度。《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2009-2013)》提出:“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遴選或招考法官,原則上從具有相關基層工作經驗的法官或其他優秀的法律人才中擇優錄用”。優秀法律人才應限定爲檢察官、律師和法學教授,取消目前法官法和《公開選拔初任法官、檢察官任職人選暫 行辦法》中的法律工作經曆“的含糊和寬泛規定。”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進行了一次選拔高素質法官的嘗試,即從一級律師、法學教授和研究員中選拔高級法官,積累了初步的經驗。甚至,筆者還認爲,從檢察官、律師和法學教授中選拔法官,不僅適用于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法官,還適用于基層人民法院法官。隨著法官社會地位的提升和權利保障機制的完善,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2)規範法官的職業經驗要求,完善法官逐級晉升制度盡管現行法官法規定了法官任職的年限要求,但是,總的看來,不很規範,也不盡合理。法官逐級晉升制度也沒有很好建立起來。因此,筆者建議:擬任基層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具有2年以上法律工作經曆,獲得法律專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的應當具有1年以上法律工作經曆。最高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只能從下一級法院法官中産生,並有一定的職業年限要求。其中,擬任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具有5年以上基層人民法院法官的工作經曆;擬任高級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具有5年以上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的工作經曆;擬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應當具有 5 年以上高級人民法院法官的工作經曆。上級法院法官主要從下級法院法官産生,是許多國家的做法。從檢察官、律師和法學教授中選拔法官的也要有一定的法律工作經曆要求: 第一, 檢察官任基層人民法院法官的,應當具有2年以上法律工作經曆;任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的至少有7年的職業經曆;任高級人民法院法官的,至少有12年的職業經曆;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至少有17年的職業經曆。第二,律師擔任法官職的,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必須是二級律師;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必須是一級律師。第三,法學教授擔任法官的,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必須是法學副教授以上職稱;高級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必須是具有法學教授職稱。

   (3)領導職務的法官應從法官隊伍中産生,提高人民法院管理水平如前所述,法官是一個職業化、精英化的特殊群體,特殊的職業特點和規律決定了法院的領導層也必須是谙熟審判業務、了解審判規律的人員,人非聖賢,亦非神仙,其他行業的精英,未必就是法官的精英,因此,所有擔任領導職務的法官必須從法官隊伍中産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領導的素質和效果。

把法學教育和司法實務的培訓與考核整合成有機的整體

    重視法學教育對法官司法能力的基礎性作用

    依法審判能力是法官司法能力最基本的要求因此,法官首先應是一個法學知識專家沒有紮實的法學理論基礎,沒有對法律規定的深刻理解,就不會依法正確處理糾紛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在審判中所運用的法學知識,不僅包括法學基本原理和對具體法律條文的理解,還應當具有法律思維法律方法法律意識。乃至對法的價值與法的精神能有深刻體悟,這顯然需要系統而專業的法學教育培訓 兩大法系法學教育方式雖然不同,但均將法學教育作爲從事法官職業的最基本要求 而注重與國家司法考試之間的銜接性,更是這些國家法學教育的鮮明特色。

    重視司法實務經驗和社會經驗的積累

    相對于抽象的法律條文而言,每一個案件的內容都是特殊而具體的,都不可能是對法律規定的簡單重現因此,完成案件審判工作僅積累抽象的法律知識是不夠的,還需具有將法律規定適用不同案件的能力,這不僅要有法學教育背景更需要積累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 此外,對案件的審判有時也不僅僅是考慮法律問題,還需要考慮審判結果對當事人的影響和社會效果,是否能真正說服當事人而解決糾紛 這些都需要在司法實踐中積累經驗縱觀兩大法系可以看出它們都常重視法官職業人員在正式從業前的司法經驗的積累,並將其作爲從事法官職業的一個基本要件這樣可以確保那些初任法官在從事審判工作之時就具有相當水准的實務工作能力。

    對初任法官的嚴格考核

    兩大法系對法官選任是十分慎重的,都非常重視對初任法官職業人員的考核,只有通過多次選拔考試並合格者才可能被任命爲法官 英美法系法官在任職前雖不經過考試,但是在取得律師資格前必須經過的嚴格考試和律師執業過程中獲得當事人與同行的贊譽,其難度絕不遜于大陸法系法官選任考試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兩大法系法官遴選制度的一個共同之處在于,都以是否具有適當的司法能力並因而算得上是一個合格的法官爲遴選目的,或者說其遴選制度就是初任法官司法能力的試金石。

編輯:周玉鑫    

文章出处: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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